自从2013年9月我国首个自贸区在上海成立后，全国掀起了一股自贸区申请热，多地相继传出“我们也要搞自贸区”的传闻。

2014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中国将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时，对已有的上海自贸区进行扩区。

令多数人感到不解的是，自贸区既不能突破土地红线，又非政策或者税收洼地，大家究竟在争什么?为什么都急着要建自贸区?

一个尴尬的现状是，当多地政府都在轰轰烈烈申办自贸区、要求建设自己的自贸区时，那些原本“应该比政府官员更激动”的企业家们，似乎对此并不“感冒”。

近日，在由复旦大学与新加坡管理大学(SMU)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复旦-新大国际论坛上，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朱孟楠表示，他所带领的团队此前针对厦门自贸区建设问题，在企业家和政府部门中做过调研。调研结果是，在厦门这一自贸区前沿阵地，不仅企业家不知道自贸区是干什么的，就连很多政府部门对自贸区建设情况也并不太了解。“比较清楚的是商务厅、管委会等，很多部门都不清楚自贸区要做什么。”

而厦门的企业家，朱孟楠用“一头雾水”来形容他们目前的状态。“这说明顶层设计非常好，但与某些社会部门、尤其是企业联系不够。”朱孟楠建议，自贸区做顶层设计时，应当邀请大企业来共同参与，“自贸区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是，当地领导层有没有强烈的开放意识?有的话，是不是普遍性的?还是只是你有，我没有”。

作为自贸区中的“老大”，上海自贸区一直坚持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经验。但在高校自贸区智库学者眼中，自贸区仅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福建还是要做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主线，自贸区围绕‘海丝’来做才有意义。”朱孟楠说，自贸区不应仅立足于可复制经验的推广，“这样档次就低了，更重要的是把这些经验经过若干年运作，形成规则，这个规则要跟国际规则接轨”。

美国当前正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为两翼，意图构筑21世纪的国际贸易新格局。而上述两个协定，均未将中国纳入其中。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说，如此国际形势下，目前存在的4个自贸区，远非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已。“自贸区不是自己关起门来玩儿，而是为了开放、输出。”邵宇说，这些自贸区，应当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点。他预计，现有的4个自贸区可能还不够形成完整的支点，“未来在云南、西藏、北部湾等方面有更多的开放举措，整体来说可以构起新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