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已经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全球正在处于产业结构重构和重组，摆脱旧增长周期的过程之中。在宏观政策应对上，百年来，世界经济决策中，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几经交替。2008年金融危机让人们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让人担忧。而在“新常态”下，传统的凯恩斯“逆周期”政策也可能无法适用新的经济现实，世界正在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引擎，全球产业转型、结构调整、要素流动，甚至治理变革，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的一个“新常态”。

全球金融海啸至今已经过去6年，世界经济依然处于深刻调整与变革中，虽然各国开始逐步摆脱危机的阴影，但发展之路可谓一波三折，深层次的重大变化正在孕育着。

第一，全球经贸发展格局孕育重大变化。当今世界，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把世界各国的经济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巨大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一个国家如果游离在价值链之外，势必丧失发展的良机。据统计，世界货物出口量平均增长速度，1913年-1938年仅为0.7%，1948年-1990年为6%以上，1990年-1997年为6.7%；世界出口值占世界GD P比重，20世纪50年代初仅为5%，70年代初为10%，90年代初达到15%，1995年升至20%。1980年-2011年世界货物贸易额平均增长7%，2013年已经达到18.78万亿美元，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对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全球制造”和“全球生产”成为大趋势。国家竞争优势已经不再取决于规模和体量，而是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获取附加价值的能力。附加值低、成本透支，中国许多行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增长留下了，财富流走了”成为中国经济规模化发展的典型标签。

此外，全球贸易体系和规则正在重塑，TPP、TTIP和PSA(多边服务业协议)将成为美、欧、日主导全球21世纪“铁三角”国际经贸游戏的新规则，TPP将主管东半球，TTIP将主管西半球。对于PSA，美欧日也已经启动谈判缔约21个成员，中国背负非常大的战略挑战。

第二，全球资源要素流动呈现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要素范围的扩展，已经从传统的劳动力、资源要素拓展到信息、人才、技术、经营管理和品牌等各种形式的要素。要素的内涵和外延都呈现了加速。同时，要素呈现流动性。快速流动的结果表现为高度的渗透性和互补性，信息流、知识流等约束减少，成本减少，进而导致要素流动主要表现为高级要素拥有的国家，向某些低级要素的国家流动。

第三，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有了很大的不同。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治理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新兴经济体在现有多边治理机制(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与话语权有所提升。二是20国集团G 20取代8国集团G 8成为大国经济政策交流对话与协调的新平台，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明显提高。三是发达国家加速推动制定新的国际规则，围绕利益分配和规则制定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第四，全球产业技术创新日新月异。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危机的暴风骤雨之后，往往会出现技术革命的绚丽彩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技术创新渐趋活跃，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新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正在酝酿发酵中。近几年来，各国纷纷寻找新经济增长之路，互联网、物联网、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新型材料等多点突破和融合互动将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一个后大规模(post-m ass)生产的世界正在来临。美国政府积极推动“再工业化”战略，但美国的“再工业化”绝不是简单的“实业回归”，而是在一次工业化基础上的二次工业化，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如先进制造技术、新能源、生物医药、环保，信息等新兴产业，从而重新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

深陷债务泥潭的欧洲也在为提高竞争力做好战略储备。欧洲已经深刻意识到，产业结构老化，缺乏创新能力和科技竞争力，生产率低下，未能适时建立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体，是导致“欧洲僵化症”长期化和欧洲债务危机的结构性根源，需要尽快调整欧洲的经济增长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2011年，“欧盟2020战略”出台要求把创新作为首要目标，在10年内把欧盟建设成“创新型欧盟”。此外，新兴经济体国家，如韩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都纷纷提出了本国的创新发展战略，“创新”正在成为各国博弈的战略抓手。

现在，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互动已经成为一个双向反馈的过程，在全球一个“新常态”之下，对于一直处于速度追赶的中国而言，经济发展可不可持续，能不能对其他国家构成真正威胁并不取决于经济的体量和规模，而是创新所产生的竞争力。中国经济必须通过改革创新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形成内生性增长机制，必须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