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召开的五中全会上，决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是，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来看，民众的生育愿望并没有预料中那样强烈。

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实行“家庭计划”政策，鼓励国民少生孩子。“家庭计划”成功地降低了人口增长速度，但在推行了几十年后，韩国却遭遇了严重的出生率下降问题。目前，韩国已经成为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尽管政府出台多项鼓励政策，民众仍旧对多生孩子不“感冒”。

韩国版“计划生育”是在什么背景下出台的?“计划生育”让韩国陷入怎样的困境？现在是什么导致韩国年轻人不再喜欢孩子了？在欧洲，比如俄罗斯，又是怎样应对少子化难题的？

　　韩版计划生育被当样板

今年2月，韩国庆尚南道教育厅表示，该地区有7所小学未招到一名新生，仅招到一名新生的小学有16所，中学有1所，较去年(8所)增加了一倍以上。“学生荒”，已经成为韩国教育部门的头等难题。“学生荒”背后的原因是少子化，如今，低出生率依然是韩国社会之痛。

其实，韩国人是非常喜欢生孩子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家庭的总和生育率(下称“生育率”)很高，1960年，韩国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5.9个孩子，1961年这个数字达到6.0，这意味着韩国在上世纪60年代平均每个妇女一生要生养6个子女。

生育高峰让韩国迎来婴儿潮，社会压力显著增大。从1962年起，韩国政府决定在全国推行柔性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韩国政府还提出，希望到1970年，韩国人口平均年增长率可以下降到20‰。“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后，韩国人口的确得到了有效控制，促使韩国妇女生育率大幅度下降。

20世纪80年代，在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一代韩国人达到生育年龄，韩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人口政策，对独生子女夫妇实行奖励，同时将流产和绝育合法化。韩国版计划生育在早期曾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认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计划生育范例之一。到了1980年，韩国生育率由60年代的6.0降到了2.8。

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明显，韩国政府受此鼓舞，在1981年将人口政策目标修订为到1988年人口更替水平下降到2.1。同时，在计划生育宣传中推广小家庭，以达到“单孩家庭”，还对接受绝育措施的单孩家庭，由政府提供住房优惠和生活补贴。

卫生部熄灯令鼓励造人

在韩国政府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韩国生育率下降速度比政策制定者的预期要快得多。结果，到1983年就已经达到了政府预期的1988年人口更替下降目标。

与此同时，韩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开始出现失调。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新生婴儿性比别达到了115个男孩比100个女孩。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韩国已逐渐实现了工业化，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适龄青年大多数进入大学，青年男女晚婚晚育的趋势开始出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口生育率偏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的问题在韩国日益突出，韩国开始出现了是否应该继续鼓励少生政策的辩论。

1996年，韩国政府放弃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转而实行“新人口政策”。新的政策包括倡导家庭健康和福利、平衡出生性别比、鼓励妇女参与生产劳动、改善老年人生活、实现人口平衡分布等。

韩国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新政策，从鼓励少生转变为鼓励生育，以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并增加婴儿出生率，实现人口的自然更替。但是，出乎政策制定者预料的是，韩国的生育率却继续下降。2000年，韩国生育率降低到1.47。2002年，生育率降低到1.17，甚至比人口出现负增长的日本的生育率还要低。

2004年，韩国政府正式推出了鼓励生育政策，2005年出台了《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法》，2006年提出了“2020战略”，即到2020年把生育水平提升到1.6。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政府近年已投入至少3.7万亿韩元用于无偿保育政策，鼓励韩国人生育。政府将投入的资金用于支援普通家庭的托儿和育儿教育，并对结婚、生育、子女养育各个环节给予相应奖励。例如，政府面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住房；为怀孕女性提供一定的产前诊疗检查费用；子女不满6岁时，女性可以有1年假期在家养育子女，期间每月可领取40万至50万韩元的底薪，并且雇主必须保留生育妇女的职位。

为了鼓励人们多生孩子，韩卫生部甚至决定每月搞个“熄灯日”，放员工早早回家“造人”，因此被多数民众笑称“韩国生育部”。

政策鼓励仅是小恩小惠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翟振武分析说，虽然韩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措施，但韩国家庭，尤其是年轻夫妇生育孩子的意愿仍然不高。

在2014年美国中情局出版的《世界概况》调查报告中，韩国总和生育率在全球仍然排名倒数。该调查报告称，韩国的综合生育率仅为1.25，在22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19位。

1984年生于韩国首尔的李亨镐目前在北京学习汉语，他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自己出生时韩国正在实行“家庭计划”政策。“政府提倡要有计划地生育，生育孩子不能没有节制，并不是要求每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李亨镐认为，自己未来仍然有很多学习和工作上的计划，结婚生子还为时尚早。“我的情况在韩国年轻人中可能是比较常见的，30多岁还没结婚生子很正常，甚至对女生来说也一样。”

韩国《朝鲜日报》今年3月曾报道称，在首尔江南某医院妇产科产室内，家属们看到34名产妇的年龄后十分惊讶。最年轻的产妇为25岁，最年长的为44岁，所有产妇的平均年龄为33.1岁。一名34岁产妇的母亲李某(58岁)说：“我们那个年代基本上23岁生下第一胎，但现在几乎没有23岁生孩子的。现在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32岁左右结婚，30多岁才生孩子，而且只生一个，新生儿出生率低是理所当然的事。”

翟振武向新京报记者分析说，韩国的情况不是特例。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但取得明显成效的并不多，韩国近些年的生育率仍然持续在低位徘徊，并没有达到政策出台时的预期。究其原因，翟振武认为这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实际上还停留在“小恩小惠”上。这些鼓励政策，与女性的职业发展机会、家庭发展计划、生育孩子的压力等因素相比，显然只是一些细枝末节的考量因素。

此外，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往亚洲社会的传统观念中“养儿防老”的想法也显得过时而守旧了。父母不再需要孩子养老，转而依靠国家和社会保障来养老，也造成年轻夫妇组成的家庭生养孩子的意愿在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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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生3个孩子应成俄家庭标准

俄罗斯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之一。就像许多地广人稀的欧美发达国家一样，俄罗斯也面临低生育率的考验，甚至遇到了人口危机。

多生孩子成“英雄母亲”

从1992年开始，俄罗斯遭遇“人口噩梦”。此后二十年间，俄罗斯人口减少了670万。如果没有640万外来移民，俄罗斯人口减少的幅度将达到1310万。

高达千万的人口降幅在于俄罗斯的低生育率和高死亡率。苏联解体之后，1992年，俄罗斯的死亡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出生人口，俄罗斯人口开始出现下滑。翟振武向新京报记者分析说，俄罗斯并未像韩国、新加坡等国家一样实行“家庭计划”控制人口增长，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仍然使俄罗斯的人口生育率持续降低。

俄罗斯政府为了扭转人口负增长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措施，可谓煞费苦心。俄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但俄罗斯政府在2006年通过了以提高人口数量为目标的立法，大幅度增加了对生育父母的财政补贴，鼓励生育政策力度达到高峰。

从事媒体工作的张菁曾经在俄罗斯留学多年，她对新京报记者介绍说，俄罗斯是世界产假最长的国家之一。女性生育后的产假可分为三个阶段。在女性生育前后，可以休假140天，这140天内可以获得全额津贴，这一时期内的津贴补助标准约为每月3万卢布，约合人民币7000元左右。140天之后，产妇可以继续休假到婴儿一岁半，这一时期产妇可以获得原工资40%的津贴。婴儿一岁半之后，产妇如果需要还可以继续休假一年半，直到孩子三岁，在这段时期内，产妇不会获得津贴，但雇主必须保留产妇的职位，不得将其解雇。

俄罗斯政府还在2006年颁布实施了“母亲基金”法案。该法案从收入、教育、住房、就业及社会保障等多个层面深入挖掘了俄罗斯人口的增值潜力，还规定对生育第二个以及更多孩子的家庭提供补贴。

除了联邦层面的鼓励政策，俄罗斯各个州也有自己的地方性奖励政策。比如俄罗斯一个州甚至将每年9月12日设为“怀孕日”，这天所有的已婚夫妇都可以放假，以便专心在家“造人”。

在俄罗斯当地，生育子女多的妇女会被人们称为 “英雄母亲”，不仅放产假3年，而且工资奖金照发，职位保留到产假期满，在休假期间女性也随时可以要求返回工作岗位。为了让女性在生育后没有后顾之忧，2013年12月俄国家杜马还通过法案，确保生育三个孩子的女性可以有4年半的产假在家照顾子女。

　　俄鼓励生育政策更奏效

近年来，得益于俄罗斯实施的促进人口增长计划，俄罗斯人口总数趋于稳定，2013年扭转了人口负增长，实现自然正增长。

根据俄罗斯卫生和社会发展部的统计数据，俄罗斯2011年的生育率已达到1.6，比1999年1.17高了不少。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3年12月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提到这一趋势，并称其为“极好的标志”。普京还指出，每个家庭拥有3个孩子应该成为俄罗斯家庭的标准。他建议政府进一步创造更好的条件，尤其是为妇女提供条件，让他们不用担心生育两个孩子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

翟振武对新京报记者分析说，生育率下降带来的少子化危机是世界国家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在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是丹麦、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也有许多生育津贴，延长产假等有利于生育的政策，这些国家的生育福利是整体福利计划的一部分，并不特别针对生育群体。但俄罗斯及韩国的鼓励生育政策是非常明确、非常有目的性的，就是为了提高生育率，增加人口。

俄罗斯的补贴力度比韩国更大，可能是俄罗斯鼓励生育政策成效更明显的原因之一。但翟振武指出，俄罗斯大力度实施生育补贴的做法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面临少子化危机的国家。

此外，翟振武表示，生育率的增长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的，政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