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直接投资总量和国别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发达国家所占比例出现下降，2007年到2012年，其比重由82%下降到65%。发展中经济体地位显著上升。而我国占全球比重由2007年的1.2%迅速上升到2012年的6.1%，在全球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当前，发达国家希望通过外来投资注入流动性以度过难关，并向境外投资者出售一些技术、研发、品牌等核心资产，投资限制有所放松。我国应借此机会，扩大对发达国家以往难以进入领域的投资，以便获取高端资产、嵌入全球贸易产业链中高端，为未来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打下基础。

从发展中国家看，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缺乏资金、外汇、技术、管理等发展要素，利用外资可以弥补以上缺口。发展中国家对外来直接投资有长期、巨大、稳定的需求。而现在我国境外投资的意愿、能力、金融和政策支持等都处于快速上升期。这为我国扩大境外投资、继续提高在全球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提供了巨大机遇。

陈长缨

文眼

一国的经济实力除了表现为生产能力和贸易能力外，还表现为它的对外投资能力。能不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扬长避短，把生意做大，同时培植长期利基，为转型升级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既需要谋划，也需要时间窗口。现在，对中国来说，又一个对外投资战略机遇期已经光临。用好、用活它，将会给新一轮发展提供巨大的回旋空间。从李克强总理刚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看，对这个问题也予以了高度关注，提出了不少新构想。启人深思。

近年来我国境外直接投资基本情况

1.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发生了深刻变化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宏观经济联系密切，是反映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尤其反映市场参与者对长期经济走势的判断，因此全球直接投资历来波动明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直接投资总量和国别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在全球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看(表1)，危机前的2007年全球达到创纪录的2.27万亿美元，而2009年骤减到1.15万亿美元，降幅高达40%，进入了一个阶段性低谷，此后虽有所恢复，但2012年又出现了较大下降。更大的变化来自区域和国别结构。发达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例出现下降，2007年到2012年，其比重由82%下降到65%。相比之下，发展中经济体地位显著上升。

2.我国境外投资出现跨越式增长

2005年之后，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期。2005年，我国境外直接投资流量只有123亿美元，而2012年则迅速增加到842亿美元，是2005年的6.8倍，同期境外直接投资存量也由572亿美元增加到5028亿美元。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境外投资也造成了一定影响，2009年我国境外投资增速只有1.1%，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低的，而且金融危机后我国境外投资平均增速明显下降，显著低于2004-2008年的高速增长期。

但如果与全球大多数国家相比，金融危机后，我国FDI流出(即境外投资)和流入(即利用外资)都呈现出“一枝独秀”态势，其中我国境外投资占全球的比重由2007年的1.2%迅速上升到2012年的6.1%，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增速最快的，在全球的重要性明显提高。但也要看到，我国境外投资存量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

　　当前，我国境外投资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第一，从国别分布看，我国境外投资分布广泛，但主要集中于亚洲、非洲、拉美的发展中国家，约占我国境外投资的八成以上，其中又以亚洲周边欠发达国家为多，对发达国家投资虽所占比重不高，但金融危机后增速明显加快。

第二，从产业分布看，我国境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几个行业，其中与贸易有关的服务业投资。如商务服务、批发零售、金融等所占比重最高，这也是我国最先和传统的境外投资领域;能源资源类投资位居次席，这类投资是在我国能源资源进口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出现的，是我国境外投资增长较快的领域;制造业投资虽然所占比重低，但近年来发展迅速，有望成为境外投资的重点，此外我国在基础设施、农业、建筑领域也有一定规模的投资。

第三，从投资方式看，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方式存在很大差别，对发达国家以并购方式为主，这也是发达国家之间投资的主要方式，而在发展中国家以绿地投资方式为主。

第四，从投资主体看，传统上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是境外投资的主体，但近年来民营企业境外投资增长很快。

我国扩大境外投资面临有利环境

1.全球资本短缺提高我国在境外投资的重要性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走出危机阴影的时间和反复过程都超乎预期，未来全球经济可能长期处于中低速增长，包括直接投资在内的全球资本流动供需矛盾可能存在一段时间。

一方面，发达国家对外投资资金有限，跨国公司也继续将资金优先配置在母公司，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对其对外投资影响更为显著;另一方面，各国经济复苏和增长都需要大量投资，由于短期资本流动可能引发泡沫，因此各国更关注以直接投资为代表的长期资本流入。当前，我国境外投资的意愿、能力、金融和政策支持等都处于快速上升期，这为我国扩大境外投资、继续提高在全球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提供了巨大机遇。

2.我国对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境外投资存在很大空间

从发达国家看，短期内它们希望通过外来投资注入流动性以度过难关、避免破产，并向境外投资者出售一些技术、研发、品牌等核心资产，来自国家和企业层面的投资限制也有所放松。

我国应借此机会，扩大对发达国家以往难以进入领域的投资，以便获取高端资产、嵌入全球贸易产业链中高端，为未来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中地位打下基础。但发达国家对关乎国家安全行业的外商投资仍保持谨慎态度。

从长期看，一方面一旦发达经济体走出危机，则部分宽松的吸引外资政策可能会收紧，一些短期投资机会可能不复存在;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市场效率，存在很多长期投资机会，例如除制造业、服务业外，很多发达国家交通等基础设施进入更新换代期，加之发达国家市场开放程度高、制度规则透明、投资环境良好，为我国提供了很大的投资空间。

从发展中国家看，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缺乏资金、外汇、技术、管理等发展要素，利用外资可以弥补以上缺口，发展中国家对外来直接投资有长期、巨大、稳定的需求。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引入外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挥比较优势，更好地分享经济全球化收益，因此它们普遍欢迎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基础设施对改善投资环境意义重大，也是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我国在企业组织、生产技术和管理、配套能力建设、基础设施乃至发展模式等方面更能适应发展中国家需求，对它们投资更具有综合优势。

　　3.国际产业分工体系重构为我国境外投资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

第一，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将扩大我国境外投资机会。近年来美国和欧洲纷纷实施“再工业化”，国际产业转移也转变为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向流动格局。发达国家在技术成熟、对其竞争力影响不大、无关国家和经济安全的传统制造业中，欢迎包括我国在内的外来投资，近两年来我国对美机械、汽车、电子、纺织等制造业投资明显增加就是例证。

第二，东亚区内生产体系重新调整为我境外投资提供新机遇。东亚区(包括东南亚)内聚集了不同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多种类型国家，形成了复杂高效的分工关系，是目前国际上最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重心继续向东亚转移，东亚是全球直接投资不降反增的少数区域之一，较高的经济增速、大量的资金流入、不同国家位势变化等，都为东亚生产体系重新调整、构建更精细化的分工体系提高了条件。

随着我国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相对于区内广大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愈发明显，加之与周边国家位置相近、区内交通相对完善、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文化背景相似等因素，我国可以加速扩大对区内发展中国家以制造业为主的投资，形成以我为主的“雁行”模式，重塑东亚分工格局，并将这种分工关系延伸至南亚地区。

第三，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影响我国境外投资。近年来，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层出不穷，对全球直接投资和产业分工都产生了影响，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目前主要谈判包括，我国参加的中日韩自贸区、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即“10+6”)，以及美国力推的TPP(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协议)。若我国参与的谈判取得进展，将有助于我国扩大区内投资、提升我国对区内分工的主导力;但若TPP谈判成功而其他谈判停滞，则我国将丧失一些对区内的重要投资机会。

4.国际资源能源版图调整有助于我国扩大境外投资

近年来，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后，作为上游能源资源产品的需求下降更快;另一方面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全球多个油气资源的新发现、新能源产业快速崛起等，都大大提升了能源资源供给，这导致全球能源资源价格掉头向下并连续几年在较低水平上波动，预计未来这一趋势还将持续较长时间。

受此影响，美国、欧洲等一些能源资源消耗大国将减少在该领域的对外投资，一些能源资源富集国家将寻找新的投资来源，这为我国扩大能源资源境外投资、促进能源资源供给多元化、保障我国供应安全提供了重要机遇。

另外，美国在页岩气革命后，其国内以天然气为代表的能源价格明显下降，将显著降低美国石化等下游产业以及钢铁、冶金、汽车等高耗能产业的成本，也为我国扩大对这些产业投资提供了新契机。